記錄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《時代革命》在香港是禁片，連帶導演周冠威亦被「取消」。《時代革命》2021年在康城影展全球首影之前，他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。3年下來，周冠威未有被捕或受到具體的威脅。他堅持留在香港，認為「直接面對恐懼才可以心靈平安」，周遭很多人卻因為《國安法》和23條而噤若寒蟬，令周冠威在香港被「取消」。但他仍然努力尋找機會拍戲。以往合作的班底有很多人已移民他方，因為拍攝新電影，他們在台灣再聚。
「時代革命」過後，香港人移民、離散，許多人都已另有新生活。留下來的，面對《國安法》、23條例下的新香港，時刻要迴避飄移的紅線，怎能不步步為營？「我現在仍然在香港可以自由活動，為甚麼其他人不可以？ 」周冠威擁有自由比較特殊。講述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記錄片《時代革命》2021年在康城影展作全球首影時，《國安法》的刀刃就隨時會砍下來，「其實大家都有很、很痛苦的心理準備。但最後沒有出現。」
為免釀成外交風波，影展安排《時代革命》在最後才作特別放映，事前一點風聲都不漏。主辦方向周冠威表明，要待所有中國人都離開了，才可以突襲。電影按計劃向世界投下一枚震撼彈。最高指示莫敢不從，由北京到港府，由外交部、中聯辦到土共紅媒都統一口徑，視《時代革命》、以至周冠威本人為佛地魔，絕口不提 。
我就不去想它（政權）在想甚麼。我想到三個字『冷處理』之後，我就真的冷處理。它要怎樣對待我、以後對我的處理有沒有變化，通通不要想。想太多，恐懼會再次纏擾我。我要想的是我自己的創作。但是面對香港現實的環境，我是極度痛苦，極度憤怒、沮喪的。對香港電影業的前途，我都是非常憂慮、悲觀。
《時代革命》之後，周冠威在香港差不多完全「被取消」，「沒說到有被欺凌的感覺，但被拒絕、感覺到孤單、憤怒是有的。」 （陸南才攝）
被取消的人
《時代革命》首影時，周冠威沒有親赴康城；及後獲2021年金馬奬最佳記錄片時，他也沒有出席頒奬禮，就是為免出境之後不能再回香港，「我仍然身在香港，好多人都覺得很意外。」 至今他的「留港宣言」仍沒有動搖：「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是值得、有意義，而我又很有信心，天上的父會看著我、 看著我家人的話，其實我可以活得自由。這個也是我身在香港最重要的信念。 我要心靈裡面自由，我離開香港反而不自由。若我是因為恐懼而走，離開了我都會被恐懼拑制著。」「在香港直接面對這份恐懼，我才可以心靈平安。」
三年來，周冠威繼續一貫的生活方式：創作劇本、尋找資金、物色演員。在杜汶澤有份投資下，他完成了黑色喜劇《一人婚禮》，而且順利公映，雖然票房遭滑鐵盧，在香港僅收500多萬。而開戲的過程一如既往的西西佛斯——很多應承了會投資、會參與的，往往在最後關頭退出，然後一切又推倒從來：
我經常覺得答應了、會取消的感覺是很不安的。 現在有人找我，我是這樣：我就看你會不會取消，哈哈。
許多電影放映會、講座被取消，是源於一通電話：「很多時宣傳完、賣完票 但就是收到政府的電話，跟主辦方講：取消啦。『你能不能夠肯定周冠威在這個場地的言論並不違反《國安法》？』戲院又好，其他場地又好，聽到政府的威迫立刻退出。」還有他過去十幾年賴以維生的教職，「現在沒有大學和電影學院找我長期教書了，短暫教一、兩堂都很少。《時代革命》之後全部都cut了。」「拍電影會有多少錢？大家都知道香港電影市場多艱難，導演費不會很多，我拍的又不是大製作。」
今年5月底，MCL戲院原本乘著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大收、劉俊謙爆紅，而重映他的舊作《幻愛》。宣傳時已刻意沒提及導演周冠威的名字。戲票沽清，公映前還是被取消，「大家都猜到是因為我這個名字，對我都是一個打擊。 它沒有拘捕我，我還是無罪之身，但是它困擾著我的前途。」「 我之前跟投資者說《一人婚禮》都上映到，我的新片都有機會的。」「 但最新的例子已經不是《一人婚禮》可以上映，是《幻愛》重映被取消。我的新片可以不可以在香港的戲院面世？」
周冠威在台灣期間出席了《幻愛》的重映，觀眾有不少是香港人，特地再看一次。（陸南才攝）
《自焚者》裡的自焚者
周冠威的新電影《Deadline》(暫名) 能否在香港公映是後話，能順利開拍已經是個奇蹟。這個關於學童自殺的故事，早在2017年已成形。曾有老闆承諾投資，但礙於周冠威的前作《十年——自焚者》當時已是燙手山芋，投資者想隱藏身份，遲遲未有動筆簽約。周冠威需要自資籌備，對方一直說「OK的，沒問題」。但一年後還是拉倒，周冠威跌入阿鼻地獄：「當時的經濟是很大的壓力，我人生第一次借錢維生。」「 或許投資者就是這樣，見你找不到明星，找不到他覺得信任的演員，最後turn down。當然我很生氣，你違背承諾。」
《十年》在2014年初拍攝，2015年上映時正值後雨傘時代。當時還有人覺得拍攝手法太稚嫩、或質疑周冠威「叫人衝」，但自己躲在鏡頭後，「我成日都講《自焚者》 好像是我電影事業的自焚行為。」拍完《十年——自焚者》 有段時間找不投資者開拍新戲，他試過找其他不同監製幫忙，「 一個前輩給我建議，我直頭呆了。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建議。他說 ，你可以寫悔過書。寫完之後，我跟中聯辦有計傾，可以遞給中聯辦，再遞上北京。嘩， 香港去到這種程度。」他一口拒絕了，「 我不覺得拍《十年——自焚者》 是個錯誤， 一個罪行。」
幸運地，後來有《幻愛》的出現。但開拍前一個月，原定的男主角、一位當時剛嶄露頭角的演員忽然辭演，「 因為他的大老闆知道演員要跟我合作。但也慶幸找到劉俊謙，更好啦。」劉俊謙如今已成功走出鯉魚門，周冠威仍有機會跟他拍電影嗎？他深深嘆了一口氣。
我說任何話都要很審慎。讓演員，和我合作過的演員，讓他飛，讓他自由去接其他電影，讓他成名，讓他受歡迎。
周冠威在戲院與觀眾對談也成了奢侈，香港人以不同形式在海外「如常生活」。（陸南才攝）
今天世上所有地方
自焚是自焚者的墓誌銘，同時也是某種通行證。因為《十年》，才有《時代革命》；《時代革命》也造就了《一人婚禮》和《Deadline》。大老闆的水喉本來就不曾存在，但周冠威的支持者能集腋成裘，「越來越艱難的， 如果（打壓）是一個curve的話，絕對是直線繼續上升。」「《一人婚禮》 有一場戲要借一個 location，是一間教堂。當時都沒說導演叫周冠威。教堂方面就跟製片說：你拍甚麼戲？《一人婚禮》而已。」對方要求他寫一份聲明書，保證拍攝出來的電影內容上不會違反《國安法》，「你有乜嘢咁巴閉（有甚麼了不起）？ 需要這麼恐懼嗎？」
《幻愛》中香港的公共圖書館、學校等場景，也不可能在周冠威的電影中再現。《Deadline》要去台灣拍攝，因為他根本不找到一間學校借出拍攝場地。開拍前最後一刻，他仍擔心會「被取消」，「我怕不能出境，哈哈。」
但當我一坐飛機，呼——降落的那一刻，就不能回頭。我知道這部電影會成就。我已經撇除被取消的感覺，可以專注拍攝這部電影。這個我在香港是做不到的。
我拍的就是香港電影
片場中的工作人員大部份是台灣人，周冠威的國語很爛，「好感動，他們的廣東話進步了好多。」有次他想演員再傷感一點，「香港的同事替我翻譯： 你可不可以『香港』一些。」台灣演員傻眼，全場爆笑，「香港確實是好傷感。」
周冠威的夥伴這兩、三年各自四散。攝影師、編劇、監製、剪接，分別移民去了加拿大、英國和台灣，也因為這部電影再聚，「因為科技，我們談劇本可以視像，拍攝在台灣，大家可以飛回來。」「香港人是很靈活的，在不同的地方找出路，繼續生存。」「我自己也是。我都是找出路的。」
港產片從來都不限於「香港」。8、90年代香港影業大盛，華裔臉孔的美女從台灣、星馬、中國、英美澳加來東方荷里活尋星夢。楚原拍《七十二家房客》，也拍國語片、黃梅調。但周冠威這幾年常被問到「何謂香港電影」：
我好想不需要去定義香港電影。或者很想定義的原因就是，有很強烈的意識，香港人需要身份認同。無論是離散在外地，或者在本地的香港人，都有身份認同的渴求。本身正常不過的事，要重新定義，渴求定義，背後的心是好悲哀的。 我不理會其他人怎定義。我希望我拍的電影，就是香港電影。 無論我去到哪一個地方，拍的是甚麼語言，都是香港電影。
周冠威慣常合作的班底有很多人已移民外地，包括攝影師司徒一雷（左）。他們因為拍攝新電影在台灣再聚。 （陸南才攝）
每個政治犯都是一座座獅子山
在台灣逗留兩個多月，周冠威已有二十多年沒離開香港這麼久。近年他也試過外遊，只是每次回港都會莫名緊張，怕被拒諸門外，「很安慰，我回來了，可以繼續在香港生活，繼續在香港做我想做的事情。」「很多人很擔心，勸我不要回來。所以那個報平安真的是報平安。平安兩個字，是很重的。」
這次來台，周冠威出席了一些電影放映會，與觀眾交流，包括香港不能再有的《幻愛》，「我很感慨，也很激動的其實。上次《一人婚禮》的影後談就是和王宗堯一起，他是其中一位演員。但是他現在身在獄中，我想起他。」王宗堯因為2019年7.1立法會衝突，暴動罪成，今年3月被判囚 74個月，「 要等很久，才可以再次跟王宗堯先生一起在戲院分享。」「在監獄裡面的每一個政治犯，對我來說都是每一座的獅子山。 他們在發光，他們承受苦難的背後，都是一種人性的光輝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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