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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欺騙人民和輿論，當局煞費苦心，挖空心思製造假象。但這些笨伯們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。6月4日，我冒著可能被槍擊的危險走出京西羊坊店皇亭子新華社宿舍，在復興路上從公主墳到復興門沿途觀看了一兩個小時。只見大街兩旁牆上彈痕累累，馬路上血跡斑斑。「解放軍」士兵在清洗馬路上的血跡。在從軍事博物館到木樨地橋這段約一公里的大街上，大約有十幾輛裝甲車被燒毀。我一看就知道，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騙局。它企圖告訴目擊者：你們看，暴徒們多麼可惡，居然燒毀了十數輛裝甲車、坦克車!並且通過報紙、電視等媒體向外地乃至全世界「證明」，北京有暴亂!可見「解放軍」開槍有理!但是這些陰謀家卻是「細中有粗」，不用細看，只需掃看一眼就可以看出破綻。那些裝甲車排列得整整齊齊，一條直線擺開，車與車之間距離相等，車頭也一律朝東，這簡直就是軍事檢閱時的列隊陣容，哪裡有絲毫戰地情形?我做過軍事記者，看到過不少戰場慘狀，但從來不曾看到排列得如此整齊劃一的被擊毀的戰車隊形。戰地上被擊打、燒毀的槍炮戰車等，都是橫七豎八、翻滾狼藉、坑坑窪窪、東倒西歪的，因為都是經過猛烈搏擊、廝殺、拼鬥……才會毀壞的，絕對不可能排列得整齊筆直。十分明顯，這些戰車都是過時報廢的裝備，由化裝成便衣入城的「解放軍」戰士自行燒毀卻栽贓陷害說是「暴徒」攻擊「解放軍」的罪行寫照。
我的心——對共產黨領袖的信仰早已在「文革」期間由1937年～1967年的熱心變成了疑心和寒心了。我那時就已經對毛澤東的「革命」、「為人民服務」等掛在嘴邊上的蠱惑人心的政治甜言蜜語起了疑心，也對其借刀殺人(借四人幫、紅衛兵之手)殺害大批幹部如劉少奇、陶鑄、賀龍、林彪……的陰謀感到寒心了。「文革」十年教育了我——深刻地教育了我，毛澤東根本不是一個「天下為公」的革命家，而是借托「革命」之詞和革命之機篡奪政治大權的大獨裁者和權欲難填的大陰謀家。他在公開的文章中說過的一切教訓別人的話，他自己一句也不曾實行過。比如有名的「五不怕」、「人有嘴巴，應該讓人說話」、「真理愈辯愈明」、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」……實際上他是要「引蛇出洞」斬而殺之。1957年他「引蛇出洞」，騙殺了數十萬「言者無罪」的「右派分子」!1959年他在廬山會議上又「引出」一個莫須有的「彭黃張周軍事俱樂部」，1961年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又「引出」了劉少奇、鄧小平等對「三面紅旗」的批評。每次都是「引出」就斬!可以說，經過「文革」我這個1937年就跟共產黨的15歲的農家孩子，到1976年「文革」結束，已經看透了毛澤東的為人和品質，我對他的「革命」言辭起了疑心，對他的陰險毒辣生了寒心!
胡耀邦為許多受迫害的革命者平反了，但他又成了一個大冤案的受害者!因此引起了全國人民和全黨的憤怒與不平。北京市的人民特別是年輕人，青年學生首先發難，在1989年4月16日整隊去長安街上遊行示威為胡耀邦鳴不平。星火燎原，不幾天功夫，北京市居然有成千上萬人響應，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上街遊行。全國各大城市無一例外也都是滿街人群，要求為胡耀邦平反。4月底，我在大連時，就看到大街小巷的遊行隊伍。我敢說，這是中國歷史上人數最多，歷時最久的一次全民大遊行。從4月15日到6月4日被彈壓為止，全國有上億人上街遊行。遊行者的口號從悼念胡耀邦發展到「反貪」、「反官倒」!我也被人民群眾的正義之情觸動了。
1989年6月3日晚，我和幾位老友孫振、宮策等在家玩麻將牌。大約八九點鐘，隱隱聽到遠處(我們住宅樓被京西賓館擋著)有數聲槍響，我們大家仍未警覺。以為是解放軍對空射擊嚇唬人回家了事。可是緊接著就是機關槍、衝鋒鎗連續快放和掃射，戰車轟隆而過，空中直升飛機往返呼嘯……等等強烈聲音，於是大家收拾起麻將牌到新華社皇亭子宿舍大院大門口張望，聽一些從馬路上跑回來的人訴說：千萬別出去，真槍真彈!已經有被打死的人!坦克上街啦!當兵的見人就打……
這一夜，我們全家人都捶胸頓足，痛哭流涕，淚眼相顧:這是共產黨人幹的嗎?連國民黨也還沒有如此屠殺平民呀!我們不是在做噩夢吧?!天昏日暗，風悲月黑，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慘案竟然由共產黨人製造出來了!作為一個有50年黨齡的共產黨員，我感到羞愧萬分，泣下無語!我當時就出現了退黨的念頭!
第二天清晨，在新華社皇亭子宿舍內，就聽說新華社幹部張惠賢同志的兒子、我們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俄文部主任張汝寧中彈慘死了，他是六月四日凌晨下班時，在木樨地被「人民解放軍」的衝鋒鎗擊斃的，其母張惠賢原是我的部下。我們宿舍大院斜對面有色冶金設計院是夜也抬回屍體，都是「解放軍」把他們槍殺而徹底「解放」的。三天之後，我和老伴去木樨地的復興醫院看了一下。這個醫院的自行車棚成了停屍場，因為屍體太多，沒地方放。自行車棚和另一間屋內擺放了幾十具屍體。有的竟是老人和孩子。記得其中一位清瘦，白色短髮的老太太，聽說是木樨地22號樓誰家的保姆。(我們想看看張汝寧這孩子，可惜沒看到，後來聽說，這孩子在醫院傷口化膿，發高燒，挺了好幾天受夠了罪才死。)他們都是木樨地至復興門立交橋附近沿途被衝鋒鎗掃射喪命的。屍體都用防腐劑處理了過，都已縮小，腐臭刺鼻，慘不忍睹。
謝文清簡歷
謝文清1922年出生於河南焦作武陟縣一比較富裕的農家(因家中勞動力多，沒雇長工，又因其二堂兄抽鴉片，致使家產敗落，因而共產黨掌權後謝家未被定為地主富農，而被定為貧農)
1937年5月，謝文清在武陟縣第四完小上學時，受到中共地下黨員教師任熙聖的影響而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。學歷為初中一年級
1938年初由任熙聖老師帶領，參加太行南區抗日游擊隊。為抗日話劇團宣傳員。
1938年10月，參加八路軍115師。
1941年5月奉命調延安軍事學校學習，因蘇德戰爭爆發，原定學習摩托機械化部隊未能組建，改為進俄文學校學習俄文。
1945年10月開赴東北，參加國共戰爭3年。
1949年-1953年任新華社湖南分社社長。
1953年-1958年任新華社駐華沙分社首席記者。
1958年-1962年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。
1962年-1967年任新華社駐莫斯科分社首席記者。
文革後任新華社國際部主任。
1979年3月-1983年5月，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。
1983年5月至1987年，任廣播電視部副部長。
全國政協5、6、7三屆全國政協委員。
1989年5月22日上街遊行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，反對首都實施戒嚴而遭整肅。
2001年11月10日去世
